以法制建设促进科技创新

倪正茂：江泽民总书记大力倡导科技创新，一个创新热潮正在神州大地涌动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怎样以法制建设促进和保障科技创新，引起了科技界和法学界的广泛兴趣与热情关切。

阮传胜：新中国成立以来，由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，我国的科技事业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，最为突出的成果是“两弹一星”。现在，我国正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，这就同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科技体制形成了矛盾。矛盾集中表现在科技与经济互不联系，甚至互相牵制，成了“两张皮”，这种“油水分离”状态使科技与经济都举步迟缓。为此，必须加大科技体制改革力度，使科技创新的成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真正发挥“第一生产力”的伟大作用。

邓海燕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，科技机构缺乏活力和动力，不讲经济效益，不承担经济责任，躺在国家身上吃“大锅饭”，科研人员的科技创新积极性无法充分调动起来。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》明确指出：“科技体制改革是一场解放科技生产力的广泛而深刻的革命。”这场“革命”的目标就是使科技与经济结合起来。

邱宝华：“科技创新”最重要的就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，使“创新”为经济发展服务。这就必须改革体制、改善机制、健全法制。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《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，但迄今十多年来，我国的科技体制尚未真正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，未能使市场运作成为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主要手段，科研成果的有效利用率仅仅占已开发总量的10％。为此，我们应进一步加大科技体制改革的力度，改变原有体制下单纯依靠行政手段，一切由国家统包统管的状况，使科研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；改革传统的科技拨款制度，改变科研机构全部由国家包下来拨给经费的做法，针对不同情况，分别实行科学基金制、研究开发合同制等，通过经济杠杆和经费的控制，激发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力。现在，中央已将242个国家级科技院所推向市场，这是我国将科技创新推向市场的重大步骤。科研机构被推向市场以后，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加强宏观调控，为科研机构和市场经济的主体——企业牵线搭桥，通过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，使科技创新成果真正发挥“第一生产力”的伟大作用。

裴海：1984年10月以来，我国科技法制建设在科技进步方面业已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。新制定的一批科技法贯彻落实了邓小平关于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的科学论断和战略思想，确定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。由于当时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，有关科技法仍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，科技法的权威性、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不强，科技法律保护调整的范围较窄。

龙思岱：市场经济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主要手段，从而提出一系列新的法制需求。例如，美国于1980年颁行了《史蒂文森——威德勒技术创新法》；1986年对该法进行了修订，改称为《1986年美国联邦技术转让法》。该法的制订，旨在促进美国的技术创新，支持国内技术转移，加强和扩大科研界与产业界的技术交流。该法通过以下五个方面推进技术创新：一为研究开发机构制度；二为技术创新资金的来源与使用制度；三为行政授权制度；四为科技人员制度；五为科学技术奖励制度。美国1982年通过的《小企业创新发展法》，1989年通过的《国家竞争技术转让法》，1991年通过的《国防授权法》等，都对科技创新作了有力的推动。又如韩国，于1997年颁行了《科学技术创新特殊法》，旨在进一步加速科技创新的进程。再如欧盟，于1996年通过了《欧洲创新计划》，该计划具有对欧洲共同体各国的法律约束力。该计划的三个主要目标被确定为：第一，形成一个真正的创新文化；第二，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管理法律和金融的环境；第三，促进知识生产、扩散和使用部门之间的联系。

吴志宏：与这些国家比较，我国的科技立法显然滞后了10—20年。我们必须在科技法制乃至整个法制建设上有所创新。在这方面，我认为，应从以下几点着手：其一，立法方面，国家和地方立法应充分体现科技创新的要求，尽快出台有中国特色的《科技创新法》；尽快出台为科技与经济发展急需的其他法律法规，如高新技术开发区法、科技成果转化法等，同时尽快制定《科技进步法》的配套实施条例和地方性配套法规；其二，应建立健全的适合科技活动特点的司法制度，加强对具有科技专业知识的司法人员的培养，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科技法制的宣传力度，各级人大对科技法律的执法检查也应常抓不懈。通过严格执法，保证科技法律有效地规范、引导科技创新，促进科技进步。此外，我们还应加强科技法学的研究，通过法制建设促进国际科技交流。